道德动物：狡猾的无意识、压抑策略与自我欺骗

封面图 |《分手的决心》剧照

为什么人类总是很难看到真实的自我？为什么人类总是倾向于忘记和我们的信念不一致的事，反而会记住自己委屈的经历和感到耻辱的事？

千百年来，无数人试图剖析人性，「达尔文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是其中广受认同的两种理论，但很多人只是听说，却并不了解这两种理论如何鞭辟入里地解释了人性。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选取《道德动物》一书中关于人性以及这两种理论的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这本书是进化心理学的经典之作，读懂它，或许将颠覆你对社会现实的看法。

本文节选自《道德动物》

作者：罗伯特·赖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01

喜爱其实是一种敌对的工具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描绘的人性图景并不是都会讨人喜欢的。

我们穷尽一生，拼命追求地位；我们沉迷于通常所谓的社会认同无法自拔——这一过程取决于我们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时所产生的神经递质。我们中的许多人声称自己能够独立自主，拥有固定的道德罗盘，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坚守我们的价值观。但那些真正按照自我原则行事、无视同伴认可的人，却会被贴上反社会者的标签。与此同时，我们会给另一种极端的人——那些热切寻求他人认同与尊重的人——冠之以「自吹自擂」或「攀龙附凤」的称号。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们对他人和自我的认知是多么盲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自吹自擂，都想攀龙附凤。而那些会被我们这么称呼的人，要么是靠这些策略取得的成功让人心生嫉妒，要么是运用这些策略时太简单粗暴，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我们对他人的慷慨和喜爱背后潜藏着狭隘的目的。受益者要么是与我们有共同基因的亲属，要么是能帮助我们将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的非亲属异性，要么是能对我们的恩惠予以回报的非亲属。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中经常暗含着虚伪和恶意，我们会支持朋友忽视他们的缺点，找出（甚至放大）敌人的缺点。这样看来，喜爱其实是一种敌对的工具，我们在与某些人结成情感纽带的同时，其实也加深了与另一些人之间的裂痕。

我们的友谊，就像其他事情一样，也具有极端不平等性。我们尤其重视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对我们的喜爱之情，并愿意为之付出更多代价，同时我们对他们的期望较少，且相对宽容。如果朋友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或者我们的社会地位超过了他们，我们对他们的喜爱就会减少。为了更快地使这段关系冷却，我们会找出理由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合理的。例如，「我和他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共同点了」。嗯，没有的共同点是对等的社会地位吧。

这种对人类行为的看法颇有些愤世嫉俗。有什么新鲜的呢？冷嘲热讽可没什么革命性。确实，有些人会把这种价值观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故事，它是对维多利亚时代那种一本正经的价值观的另类继承。

从19世纪的一本正经到20世纪的愤世嫉俗，这一价值观转变在部分上可以追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像新达尔文主义一样，弗洛伊德主义理论也认为，即使在我们最天真单纯的行为中，也隐藏着狡猾的无意识目的。同新达尔文主义一样的还有，弗洛伊德主义将生物本能视为我们无意识的核心。

这些并不是弗洛伊德和达尔文思想唯一的共同点。尽管近几十年来弗洛伊德主义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道德和精神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思想范式。这也是新达尔文主义范式所追求的效果和地位。

仅从这种两种学术思想相互竞争的角度看，我们也有必要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进行区分。但还存在着更重要的理由：虽然这两个学派对人性的看法似乎都有些愤世嫉俗，但涉及的具体方向和形式是不同的，而这一不同点恰恰非常关键。

与通常的愤世嫉俗相比，达尔文式的愤世嫉俗与弗洛伊德式的愤世嫉俗都少了几分怨恨的意味。因为他们对一个人动机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无意识动机的怀疑，他们将个体——至少是有意识的个体——看作是无辜的帮凶。在某种程度上，个体可能会因无意识的目的而感到痛苦，但这也正是为了实现无意识目的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体验到这种痛苦的人既值得怀疑又值得同情。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无意识动机的受害者。两个学派的分歧在于，为什么个体会受到无意识动机的伤害，以及这种伤害是如何发生的。

弗洛伊德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试图将人类心理看作进化的产物，而这一事实——至少就其本身而言——应该会让他永远为进化心理学家所偏爱。

视人类为受性冲动和其他原始冲动所驱使的动物，这一立场本身并不一定构成问题。但弗洛伊德却在最基础和本质的水平上曲解了进化。例如，他着重强调了拉马克式的进化观，即个体通过经验获得的特征会通过生物遗传传递到下一代。弗洛伊德对进化的某些误解在他那个时代很常见，甚至部分错误是达尔文自己所持有的，或者至少是由于达尔文的模棱两可造成的，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但事实上，那些误解导致弗洛伊德发表了许多在今天的达尔文主义者听来极为荒谬的言论。

为什么人类本能地渴望死亡（即「死亡本能」）？为什么女孩想要男性生殖器（即「阴茎嫉妒」）？为什么男孩想要和母亲发生性关系并杀死父亲（即「俄狄浦斯情结」）？想象一下那些专门鼓励这些冲动的基因所遵循的逻辑，这些基因不可能忽然在整个狩猎—采集社会中传播。

无可否认，弗洛伊德对精神紧张有着敏锐的察觉。一些类似父子间俄狄浦斯冲突的现象可能确实存在。但这些冲突的真正根源是什么？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认为，弗洛伊德在整个问题上吸收了几个截然不同的进化动力学观点，其中一部分归根结底等同于罗伯特·特里弗斯所提出的亲子冲突。

例如，当男孩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与父亲争夺同一位女性，这种现象在一夫多妻制社会（比如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中尤为明显。但他们争夺的女性不是男孩的母亲。乱伦通常会生出有缺陷的后代，对一个男孩来说，让自己的母亲承受怀孕所带来的风险和压力，生出没有生殖价值的兄弟姐妹，这完全不符合他的遗传利益。（因此，很少有男孩试图引诱自己的母亲。）在年龄更小的时候，男孩可能会因为母亲而与父亲发生冲突（或者相反的情况，女孩因父亲与母亲发生冲突），但冲突的本源并不是因为性。相反，儿子和父亲是在争夺母亲的宝贵时间和注意力。如果这种竞争有任何性成分的话，那也只是因为父亲的遗传利益可能要求母亲继续怀孕，而儿子的遗传利益可能要求推迟兄弟姐妹的出生时间（例如，一些女性在哺乳期时停止排卵，因此，对于婴儿来说，要求更长时间的母乳喂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弟弟妹妹的出生）。

这类达尔文理论通常是带有推测性的，而且在进化心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很少得到实验验证。但与弗洛伊德理论不同的是，达尔文主义的立足点非常坚定：从自然选择的塑造过程理解人类大脑的设计机制。因此，进化心理学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它的行进方向清晰明确，同时，在科学方法论的引导下，它也会不断修正微调，这正是进化心理学研究领域现阶段正在发生的事情。

02

人类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不安全感是我们长久以来一直难以理解的一种状态，以至于心理学家也认为那是不自然的，而达尔文就曾遭受不安全感的折磨。

也许千百年来，正是这种感受在驱使那些无法通过传统手段（暴力、美貌、魅力）登上更高社会阶层的人去寻求其他提升等级的途径。其中一种途径是强化对互惠利他主义的承诺，寻求这种路径的人会有极其敏感的道德良知，甚至因此感到痛苦，他们还会习惯性地害怕他人不喜欢自己。身体强健的体育生往往性格傲慢、不顾及他人感受，而瘦弱的人则向来曲意逢迎、对他人过于恭顺。这种刻板印象无疑有些夸张，但它们确实能反映出统计上的相关性，并且看起来符合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同样，性格中敏锐理性的自我反省以及其他类似成分可能源于早期的社交挫折。那些不是天生就有一定地位的孩子可能会更努力地收集关于自己的各类信息，尤其是如果他们看起来天生就有这种能力的话。达尔文把理智的自我怀疑运用到精细的科研工作中，这些工作成果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让他成了一个有价值的互惠利他主义者。

当我们说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时，我们通常是指他会担心太多事情：他担心别人不喜欢他，担心会失去现有的朋友，担心自己冒犯了别人，担心自己给了别人不好的信息，等等。人们很容易将不安全感的形成归因于童年经历：在小学操场上玩游戏时被同学所排斥，青春期时失败的爱情，家庭环境的不稳定，家庭成员的意外去世，频繁搬家以至于无法结交长期朋友，等等。有一种含糊其词但又好像通常不言自明的假设是，童年时遭遇的失败或动荡会导致成年后的不安全感。

我们可以想出一些原因（比如我刚刚抛出的那些观点）来说明为什么自然选择可能会让一个人的早期经历和他后来的性格之间形成特定联系。（达尔文母亲的早逝为我们的推测也提供了论据，在祖先环境中，失去母亲的孩子很难养成骄傲自负的性格。）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研究数据中找到一些证据（至少是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相关性。观点的碰撞可以让我们得到更清晰的结论：心理学家可以考虑，从达尔文主义角度看哪些关于个体发展的理论是更合理的，并设计相应的实验来验证这些理论。

通过相同的方法，我们也将开始理解其他各种心理倾向是如何形成的：性保守还是性滥交，宽容还是狭隘，自尊还是自卑，残忍还是温柔，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事情确实与那些经常被提及的因素（如父母关爱的程度和形式，是否单亲，早期的爱情经历，以及和兄弟姐妹、朋友及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一致的联系，原因也许是这种联系在进化上是有一定意义的。如果心理学家想要了解人类心理的形成过程，他们必须了解人类这一物种的形成过程。一旦这样做了，他们很可能就会取得重要进展。有别于20世纪的弗洛伊德主义，21世纪的达尔文主义会收获越来越多精细的理论假设，以及更加明确客观的证据。

当我们把话题转向无意识心理时，弗洛伊德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间的思想差异依然存在，而其中一些区别再一次与痛苦这种感受的功能有关。回想一下达尔文的「黄金法则」：立即记录下任何与他的理论相抵触的观察结果，「因为我的经验发现，这些事实和思想更容易从记忆中消失，而那些有利的观察结果则不那么容易被遗忘」。弗洛伊德引用了这句话，以此证明他所主张的人们具有「规避不愉快记忆」的行为倾向。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倾向广泛而普遍，无论是精神健康的人还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都有这种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无意识心理活动中扮演核心角色。可弗洛伊德的假设与一个事实存在明显冲突：有时候痛苦的记忆是最难忘记的。事实上，在引用达尔文的黄金法则之后没隔几句话，弗洛伊德就写到，人们对他提到过，那些「委屈和羞耻的回忆」会一直令人痛苦地持续下去。

这是否意味着忘记不愉快事件这种倾向其实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弗洛伊德给出了否定答案，并选择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只是有时候人们可以成功遗弃痛苦的记忆，有时候却做不到。心理是一个「各种势力相互碰撞的竞技场」，很难说哪种倾向会最终获胜。

进化心理学家能更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与弗洛伊德不同，他们对人类心理的看法并不遵循那种简单的框架。他们认为，大脑是经过千万年不断锤炼而形成的产物，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许多不同的任务。达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试图将令人委屈、耻辱和困扰的记忆归入同一框架进行解释，因此他们不必为不符合这一框架的特例再寻求特殊理由。

面对关于铭记和遗忘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我们会遗忘那些与我们信念不一致的事实；（2）为什么我们会记住自己的委屈经历；（3）为什么我们会记住感到耻辱的事——达尔文主义者可以放松下来，对每种倾向给出相应的解释。

对这三种情况，我们在本书中已经谈到了其可能的形成原因。遗忘那些令自己困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坚定信念，因为过于犹豫不决在进化环境中会产生很大的遗传风险。记住委屈经历是在强化我们的「议价」能力，提醒我们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应该给予我们补偿，同时，将委屈一直铭记于心可以确保利用我们的人受到惩罚。至于关于耻辱的记忆，它们会让我们体验到持续的不适感，而这种不适感能够使我们避免重复去做那些可能会降低自己社会地位的行为。此外，如果经受的耻辱非常严重，与之相关的记忆会适应性地降低个体自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个体的自尊，使个体可以更适应其生存环境）。

因此，不管你相信与否，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类心理模型可能算不上错综复杂。人类心理中存在着更多他未曾想象的阴暗角落和充满欺骗性的小花招。

03

弗洛伊德理论的「本我」与「超我」

弗洛伊德理论的最精彩之处在于，他觉察到了在人类这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身上存在的悖论：我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是性欲、贪婪和自私，但我们又不得不以文明的方式与他人相处，必须通过合作、妥协和克制欲望这种曲折的途径来实现我们动物本性的需求。这一洞见展示出了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心理最核心的观点：人类心理是原始的动物冲动和社会现实发生冲突的场所。

关于这类冲突的一种生物学观点来自保罗·D.麦克莱恩（Paul D.MacLean）。他把人类的大脑看成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的三合体，它们分别代表了我们不同的进化阶段：最内层的是「爬行动物脑」（包含我们最基本的生物驱力）；中间层的是「古哺乳动物脑」（这个结构赋予了我们祖先许多情感能力，包括对后代的感情）；最外层的是「新哺乳动物脑」，这部分大脑皮层为我们带来了抽象推理、语言，或许还有对非亲属的（选择性）喜爱。麦克莱恩写道：「新哺乳动物脑像一个侍从那样，将爬行动物脑和古哺乳动物脑的诉求以理性正当的形式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同其他简洁的模型一样，这一理论可能简单到会让人产生误解，但它很好地把握住了人类进化轨迹的一个关键特征：随着从孤立个体到群居生活，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会产生越来越多复杂微妙的行为变化。

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最深层的野兽——也许就是在爬行动物脑这个时期形成的，它是前社会进化历史的产物；而「超我」，宽泛地说即良知，是在进化晚期才出现的，它是压抑欲望的行为以及负罪感的来源，这些压抑行为和负罪感能够约束「本我」以换取更高的遗传利益。例如，「超我」可以防止我们伤害兄弟姐妹或忽视朋友。而「自我」是处于「本我」和「超我」的中间部分，它的最终目的（即便是无意识的）是实现「本我」的欲望，但它是通过长期的深思熟虑来追求这些目标的，并会注意到超我发出的警告和谴责。

伦道夫·尼斯和精神病学家艾伦·T.劳埃德（Alan T.Lloyd）强调弗洛伊德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在心理冲突方面存在一致性。二者都把冲突看作具有相互竞争关系的心理倾向之间的冲撞，这种冲撞是由进化设计的，目的在于为个体提供行为引导，这就像有时政府不同分支部门之间的紧张对立是为了实现良好治理一样。

基本的冲突存在于「自私动机和利他动机之间，寻求享乐的行为和规范行为之间，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本我」的功能与这几对冲突中前半部分相符合，而「自我」和「超我」的功能与这几对冲突中的后半部分相符合。后半部分的这些因素，如利他动机、规范行为和群体利益，都在遵循一个基本原理：「从社交关系中获得延迟性利益满足」。

在描述短期利己主义和长期利己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时，达尔文主义者有时会使用「压抑」这一概念。心理分析学家马尔科姆·斯莱文（Malcolm Slavin）认为，孩子们可能会压抑自私的动机以此来求得父母的欢心，而当他们不再需要取悦父母时，自私倾向又重新得以恢复。另一些人则强调人们会压抑针对朋友的自私冲动。我们有时甚至会压抑关于朋友背叛行为的记忆，如果我们的朋友位高权重或者有其他价值，这种压抑策略就是一种极其聪明的伎俩。当我们察觉到这个朋友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时，或者有其他原因需要我们更坦率地评价他时，这些记忆又会重新浮现。当然，两性战场上也充满了可以运用这种压抑策略的时机。如果一个男人能通过压抑自己的性冲动从而让一个女人相信，自己与她在一起并不是只为了上床，这个女人当然会更相信他关于未来的承诺。至于被压抑的性冲动，完全可以在征服了「土地」后重新释放。

正如尼斯和劳埃德所指出的，压抑只是众多「自我防御机制」中的一种，而这些「自我防御机制」已经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一部分（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完成的，她写了一本关于自我防御机制的书）。而且他们补充说，其他几种自我防御手段与达尔文主义的术语也非常相似。例如，「认同」和「投射」，即吸收他人（包括有权势的人）的价值观和特征，可能是一种讨好高地位者的方式，后者「将地位和奖励分给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人」。还有「合理化」，即一种用伪善的解释来掩盖我们真实动机的方式，这就不用我详细解释了吧？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理论的成绩分值还不错：他（和他的追随者）已经发现了许多可能有深刻进化根源的心理动力因素。他正确地看到了心理是发生冲突的场所，而这些冲突大部分是发生在意识层面之下的。而且从一般意义上讲，他还看到了这些冲突的来源：我们作为冷酷无情的生物，却必须要生活在一个复杂而无法逃脱的社会网络中。

但当他的观点涉及更具体的内容时，弗洛伊德的论断就会经常让人产生误解。他常常将人类生活的核心冲突描述为本质上是自我与文明的冲突，而不是自我和社会的冲突。

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人们被迫与其他人一起生活在社会中，被社会要求抑制他们的性冲动，从而进入一种「博爱」状态；社会要求个体不但要以合作的方式与周围人和谐相处，甚至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周围的人」。但是，弗洛伊德观察发现，人类根本不是温柔的动物。「对于一个人来说，周围的人不仅仅是潜在的帮手，也是潜在的骗子，他们会诱导他（她），在他（她）身上实现自己的侵略性。他们会利用他（她）而不给予报酬，不经他（她）的同意就利用他（她）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掠夺他（她）的财产，羞辱他（她），给他（她）带来痛苦，折磨他（她），甚至杀害他（她）。人和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人们会如此残忍并不奇怪。「事实上，原始人不知道本能的限制，反而生活得更好。」

上述最后一句话蕴含了一个迷思，对这一迷思的修正为进化心理学奠定了大量基础。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祖先的这些本能就不再毫无限制了。即使是黑猩猩想要劫掠另一只黑猩猩时，也必须权衡它可能是「潜在帮手」这一事实，因此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黑猩猩会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利益。雄性黑猩猩（和雄性倭黑猩猩）还会发现自己的性冲动受到雌性的抑制，因为雌性要求用性来换取食物和其他好处。在人类谱系中，女性的这一要求会随着男性亲代投资的提高而日益增长。因此，早在现代文化规范开始抑制人的本能冲动、让人感到沮丧之前，男性的性冲动就早已受到其他因素的压抑了。

重点在于，压抑和无意识心理是数百万年进化的产物，早在人类的精神生活被文明变得更加复杂化之前，这些机能就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新达尔文主义范式能够让我们清楚地思考它们是如何在数百万年的时间中被设计出来的。亲缘选择、亲子冲突、亲代投资、互惠利他主义和地位等级等理论告诉我们，进化会青睐哪些自我欺骗而不青睐哪些自我欺骗。如果今天弗洛伊德理论的支持者开始接受这些假设，并据此改变他们的观点，也许他们可以挽救弗洛伊德的名誉，使之免于消逝。如果他们把这个任务留给达尔文主义者的话，弗洛伊德的思想在未来可能就要逐渐式微了。

04

欺骗无处不在

正如以上所说，相比于弗洛伊德主义，达尔文主义的无意识概念要更激进，自我欺骗的数量更庞大，来源更多样，所在层次更根深蒂固，而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界限也并不清晰。

弗洛伊德将弗洛伊德主义描述为「试图向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证明，即使他（自我）不是内心世界的主人，他也必须对头脑中无意识发生的事情甚至最琐碎的信息感到满意」。从达尔文视角来看，这种措辞有些过于信任「自我」了。它似乎在暗示，「自我」原本是一个可以被一眼看透的心理实体，只是种种欺骗遮挡了其本来面貌。但对于一个进化心理学家来说，欺骗无处不在，以至于任何一种认为我们存在一个「诚实」内核的观点都值得怀疑。

的确如此，对于思维、感受以及目标追求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的思考方式不仅是错误的，甚至可能背道而驰。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先做出决策，之后根据决策行事：「我们」判断谁是好人，然后和他们成为朋友；「我们」认为谁品德正直，然后为他们鼓掌；「我们」发现谁做错了，然后反对他们；「我们」找出什么是真理，然后努力遵守。对于这一图景，弗洛伊德可能会补充说，我们经常有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目标，这些目标可能要通过极其隐晦甚至看起来会适得其反的途径才能实现，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被扭曲。

但如果进化心理学是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整个图景就需要被彻底颠覆。我们相信一些东西，比如道德、个人价值甚至客观真理，这些东西会引导行为，从而让我们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或者说，至少我们相信这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在进化环境中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人类行为的基本目标是保持不变的，包括社会地位、性、有效的结盟、亲代投资等等，为了适应这种目标的恒常性，我们会调整对现实的看法，使之与行为目标相一致。对我们基因遗传有利的东西正是看起来「正确」的东西，我们会认为它们是正当的、合理的或符合道德的。

简而言之：如果弗洛伊德强调人们很难看到真实的自我，那么新达尔文主义者则强调人们很难看到真相，就是如此。事实上，达尔文主义几乎对真相这个词的真实意义提出了质疑。对于达尔文主义来说，那些被认为是通向真理的社会话语，无论是道德话语，还是政治话语，甚至包括学术话语，都是原始的权力斗争。在这些斗争结束后，胜利者会出现，但我们没有理由期望胜利者就代表真理。曾经人们难以想象有什么思想能比弗洛伊德主义更加愤世嫉俗，但新达尔文主义正是如此。

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达尔文主义分支并不能完全填补文化空白。各种先锋派学者，例如「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化人类学家以及「批判性法律研究」的支持者，都已经将人类交流视为「对权力话语的讨论」。很多人已经相信新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所有（或至少大部分）人类的行为、思维、表现及选择都是诡计，目标是满足自我利益。这种信念还助长了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素：强烈的无力感，无法认真对待某些事物。

自我讽刺意识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引领风潮的脱口秀往往具有自反性，提词卡上会出现关于提词卡的笑话，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另一台摄像机，对「形式」的破坏成了一种普遍趋势。建筑现在成了「建筑学」的建筑，建筑师们会玩世不恭地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元素融合在一起，这类作品会让我们和建筑师一起发笑。

在后现代时代，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真诚，似乎天真质朴是最让人尴尬的。

面对人类是否有能力去实现值得称赞的理想这一问题，现代犬儒主义绝望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后现代犬儒主义则不同，但这不是因为后现代犬儒主义更乐观，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无法严肃认真地对待理想。荒谬是后现代的主旋律，一本后现代杂志可能对人缺乏敬意，但不会是那种态度恶劣的不敬，因为它不是故意表示无礼。它只是想表达一视同仁的态度，因为每个人都同样的荒谬可笑。不管怎样，这场戏剧无关于我们的道德基础，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好好欣赏表演吧。

可以想象，新达尔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滋长了后现代主义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尽管社会生物学被学术界接受的过程有些坎坷，但它在20年前就开始渗入流行文化了。

不管怎样，达尔文主义未来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后现代的基本氛围。当然，在学术界，解构主义者和批判法律学者可以于新范式中找到很多他们喜欢的东西。而在学术界之外，人们对进化心理学的一种合理反应是认识到人类极端的利己主义，玩世不恭的超然态度或许是唯一能让我们得以解脱的方式。

因此，关于人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动物这个艰难的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新奇有趣。这个问题可能会被另一个问题所取代：当新达尔文主义完全立足后，「道德」这个词会不会不再具有任何意义，而只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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